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
在移民时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
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
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倡导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激情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
“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
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构以苟全。
遇到这两种情况，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
“找到任何工作都愿意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
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
“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持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
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
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
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
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
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
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比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优越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
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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