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级会议的时候，一份写给路易十六的陈情书就要求道：“教会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家财万贯，财产使教会堕落了。应该使之返璞归真，恢复其早期的神圣性。”
路易十六是个虔诚的信徒，他肯定不会同意这份陈情书的意见。可对于那些不这么虔诚的议员们，就很难说了：千百年的积累，让教会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它那无数的土地、城堡、房屋，让议员们垂涎三尺。如果这些能拿来赞助这场革命，那实在是法兰西之福啊！
首先遭到开刀的，是十一税。这个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的人类最古老税种，就连贵族也不能幸免，因此成了最最遭人痛恨的封建糟粕，也就最容易被根除。三级会议期间，大量的陈情书飞向路易十六，要求减少或者干脆废除十一税。议员们借坡下驴，在那个慷慨激昂的8月4日之夜，宣布废除了十一税。
可是废除了十一税之后，这么一大帮遍布全国的教士们，靠什么吃饭呢？总不能天天念经，只**神食粮吧？天才米拉波灵光一现，想到了绝妙的主意：可以给他们发薪水呀！
“先生们，在这弘扬正义和博爱精神的革命中，是摒弃傲慢无知带来的偏见的时候了。偏见使人蔑视薪水和领薪者这样的字眼。”米拉波说道。
就这样，针对天主教的法律，一条条地制定了出来。1790年8月24日，议会通过了教士法令，教士法规定，教士由各个地方选举产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国王任命主教。教区被重新划分，关停并转了不少教堂。教士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定期领取国家支付的工资。
虔诚而固执的教士们，自认为是上帝的奴仆，自己的衣食全赖上帝的恩赐，而不屑于接受世俗政权的嗟来之食。教士法受到了多数教士的强烈反对。
9月，又有人提出，教堂老是用银餐具、银烛台摆阔，一副纸醉金迷的样子，现在国家到处缺钱，教会这样实在是太奢侈、太不像话了。应当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拿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国家。议会立刻采纳了这条建议，通告全国规定，国内所有的银器，除了礼拜所必须的外，其它的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上交国家。
教会的资产就这样抽丝剥茧，越来越少。但革命并不以一点点食物为满足。这头巨兽吞吃一切，很快就吞吃到了教皇的饭碗友上传)
在法国领土里面，有一块教皇领地——阿维尼翁，它是14世纪的时候教廷出钱，从法国手中买来的。大革命爆发后，这块教廷的飞地受到四周革命派的影响，成立了革命市政府。市政府与倾向教皇的国民卫队发生冲突，教皇领地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
为了寻求外援，阿维尼翁市政府向巴黎求助，要求归属法国。法国早就对这块飞地垂涎三尺，进行了事实上的占领。议会经过一年之久的辩论，最终做出了响应：1791年9月，制宪议会慨然宣布，“根据公社和公民自由而庄严地表示的愿望”，阿维尼翁归属法国。
现在，教会就只剩下房地产这项收入了。法国经济却依旧是越来越糟，向着未知的深渊加速滑去。制宪议会终于决定不顾一切反对，把整个教会财产连锅端掉！
1790年10月10日，教士代表、奥东主教塔列朗，代表借贷委员会在议会里做工作报告。这个借贷委员会早就借贷无门，眼看就要陷入关门大吉的困境了。
只听塔列朗主教忧郁地说道，“先生们，国家很久以来就深感拮据，这是在座各位都知道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非同寻常的对策。
通常的办法，现在已经用尽，因为人民早已被来自各方的压榨压干，即使最轻的税负也无力承担……”
议员们以为这又是一番例行的叹苦经，几个议员已经舒展身子，准备乘此机会，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可是，塔列朗接下来话锋一转，犹如平地一声惊雷，让议员们不由得一起竖起了耳朵。
“有一种办法，不仅涉及金额巨大，可起到决定作用，而且据我看（因为否则我是不会提出来的），它与对财产的严格尊重并不矛盾。我认为，此办法完全依赖于——教会财产。”
此话一说，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厅里上千个议员们，纷纷交头接耳起来。作为一个高级教士，提出这样的建议，要求没收教会的财产，实在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只听塔列朗不紧不慢地辩解道：“身着教士的长袍，我提出这样子的建议，心情是沉重的。但是作为公民，我更有维护真理的勇气。”
可是，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早已是人人皆知的最基本原则，没收整整一个阶层的财产，岂不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这一原则？塔列朗为此又狡辩道：“我肯定地认为，教会和其他财产所有者不一样，它并不是财产的持有者，因为把教会所享用（而不能拥有）的财产交给它，不是为了教士个人的私利，而是为其职责服务。”注1
如此曲解财产所有权的定义，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一来，以后国家、政府不就可以随意编造理由和借口，没收任何公民的私有财产了吗？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原则就变成了空话。
果然，塔列朗的讲话，在议会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大声叫好，教士们则纷纷走上讲坛反对，就连最早投身革命的西哀耶士教士，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议员们陷入了激烈纷争之中。
一个叫莫里的神父走上讲坛，对着那些觊觎教会财产的资产阶级议员，高声恳求：“先生们，无论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对于你们来说，财产都是不可侵犯的。请看清一点：如果我们被弄得一无所有，你们也将为期不远。既然国民有权上溯社会存在之初，把我们在一千四百年来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财产全部剥夺，你们也定会因为这一莫名其妙的新原则，去直接面对为实行新的办法而爆发的一次次起义。”注2
莫里神父的话真是一语中的。用不了多久，那些有钱的阔佬就将面临类似的命运，而整个法国也四分五裂，因为虔诚教徒的反抗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
莫里神父还没走下讲坛，议会大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叫好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办？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如果不用虎狼之药，怎么能指望救他一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总要有小部分人做出牺牲。米拉波噌噌地走上了讲坛。作为议会里的压台人，米拉波总是最后一个发言的，而他的发言，总是能在最后关头一锤定音。
米拉波这么说道：“国民有权决定是否建立团体。这些团体能否占有财产，也仍应由国民决定。先生们，在指出这一点之后，我要说，凡有这类团体存在的地方，国民都有权将其解散，正如它有权将其建立一样。
如果有人不赞成此原则，我要对他们说，没有一项法案不是国民不能否决的。国民不仅可以随时修改法律和宪法，而且可以随时改变其组织和运行机制。做出建立决定的同一实体，也能撤销其决定。因此一旦公共意志改变其决定，一切实施其原先决定的行动，都应终止。”
米拉波虽然绕着圈子说话，却比塔列朗神父走得更远。他创造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原则：只要最最崇高的“国民”认为有必要，它可以解散任何团体，推翻任何法律，做出任何事情。这个“国民”一词，后来被更加时髦的词语“人民”所替代更新，成了这个叫做革命的新宗教里，最最正确、最最万能的上帝。
可是，“国民”这个词虽然崇高无比，它还是和上帝一样，看不见摸不着，非常虚无缥缈。如果没有一个在人间的代言人，“国民”就会失去它的用处，成了海市蜃楼，成了聋子的耳朵。
那么，谁能是这个新上帝的代言人呢？
米拉波适时地给议会送上了一顶高帽：
“此外，我要说，本届议会不是普通的立法议会，而是制宪议会。仅仅凭借这一点，它就拥有最先组成国民的那些人所享有的全部权利。
不妨设想，我们当时需要制定有关社会秩序的第一条原则，谁能怀疑我们享有建立一些团体或阻止其建立的权力？谁能怀疑我们享有宣布一些团体可以占有财产或不得占有财产的权力？
因此，我们今天也享有同样的权力，除非我们的制宪权有一定的限度。而实际上，我们已使旧的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我向大会提出的建议，不能认为不在你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注3
在米拉波的坚决要求下，支持没收教会财产的议员越来越多，自由派贵族、王政派、法官律师、资产阶级富翁们，大家众口一词，纷纷指责那些顽固的教士议员，说他们不该不肯做出一点点牺牲，企图永久霸占国民给予的财产。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实在是不忠不义的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议会此时还在巴黎圣母院的临时会议厅里办公，这些没收教会财产的讨论，竟然是在教会的地盘上做出的。耳闻着人们说要为它变换主人，似乎连会议厅都生了气，它觉得自己需要跳出来，向议会暗示一下自己的反对意见。10月26日，议会正在辩论，喧闹的旁听席上，一大排座位突然倒塌下来，木架、砖瓦和旁听席上的观众一齐从天而降，砸在了议员们的身上，一人当场重伤。
真是个不祥之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