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人口约2500－2800万人，其中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13万人，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地主，拥有全国土地的1/5－1/6。教会收入除了地产所得和教徒捐赠外，主要收入是十一税。教士有免税特权，高级教士一般由贵族担任；低级的教士，比如本堂神甫之类，则出生平民。这些低级教士对普通小民的痛苦深有感受，在大革命前夕他们很快倾向于第三等级。
贵族约30万，有全国土地的1/5－1/6。他们除了地产所得，往往因担任官职取得俸禄。贵族又分成两类，佩剑贵族和受封贵族。佩剑贵族就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世袭贵族，按照驻地分为宫廷贵族和乡居贵族；受封贵族是用钱买到贵族封号的资产富有者，按照担任的职务，从事司法工作的受封贵族称为长袍贵族，革命的导火索将由他们点燃；从事其他行政工作的称为行政贵族。
法国的贵族是长子世袭，因此非长子的贵族子弟经过好几代后，实在也没什么好继承的了。高贵的血统又不允许他们从事卑微的工商业工作，慢慢地，很多贵族老爷越来越穷，任由平民出生的资产阶级控制了经济命脉。到了大革命前夕，贵族的经济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很多贵族只好卖房卖地卖官位了。虽然窘态毕露，但豪华的生活必须维持，很多有地的贵族只好盯上了领地上的农民，大大增加了对农民的剥削。
前面说过，鉴于投石党之乱的教训，路易十四把大贵族集中在凡尔赛宫居住，称宫廷贵族。因为怕他们造反，宫廷贵族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王的监视，他们离开凡尔赛宫半步，都需要国王特许。原先贵族居住的领地，由国王派遣督办去替他们操心。这些督办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也堕落成了各区的土皇帝，被称为“三十多个暴君”。
就这样，被路易十四抓到凡尔赛宫做人质的贵族们，虽然名义上兼任着他们原来领地的军区长官，但他们早已经乐不思蜀，对自己的领地失去了影响。这虽然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起到过一定作用，但到了路易十六的时候，主要矛盾已经变成贵族和平民的矛盾了，一旦他们在外省的领地发生事件，远在凡尔赛宫的贵族老爷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当然，对于贵族老爷来说，领地上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凡尔赛宫的现实生活。在国王面前追求荣耀是他们的生活目标，寻欢作乐是他们的日常功课。贵族们有来自领地的收入，并享受免税待遇。但为了笼络这些贵族老爷，国王还是另外给予他们丰厚的年金，以支撑他们仆役众多、排场宏伟的生活。对宫廷贵族们来说，法国国库就是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支取巨额款项的金山，而且这座金山永远不会枯竭。一旦国王有任何举动想要压缩他们的开支，或要他们捐出钱来施舍已经坐吃山空的国库，头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他们。
宫廷贵族中，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阿图瓦伯爵，以及国王的堂兄奥尔良公爵、波旁支系孔代亲王、孔蒂亲王这些人，以后都将成为国王的致命冤家。
普罗旺斯伯爵的封号以前是法国国王的封号。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还是王位继承人之一。王太子的出生粉碎了他继承王位的美梦，因此他对国王和王后心存怨恨。王太子出生后，各种流言到处流传，其中一个把王太子说成是野种。法国革命开始后，他逃离法国，在国外，他置他国王哥哥的性命于不顾，一次次地鼓动叛乱，煽动国外干涉，最终间接地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拿破仑被打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国王的宝座。
1773年，路易十六的堂兄沙尔特雷，未来的奥尔良公爵，成了共济会的法国堂主。这个奥尔良公爵是巴黎各个妓院的常客，也是国王之外第二个最大的债务人：他拥有高达七千多万的个人债务，是巴黎的放债人最重视的人。
奇怪的是，这位**制度的顶尖人物，却对英国的民主制度非常向往，他成为共济会堂主时宣读的宣言，如果让他的王储堂弟听到一定会吓得半死：“人人平等。谁也不能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国王必须属于大众。人民可按自己的意愿赋予王权，也可收回王权。任何宣称自己是上帝之作的宗教都是荒谬绝伦的。自称为神灵的上帝是滥用职权。”
路易十六刚登基，奥尔良公爵一家就欺负朝中无人，从贵族内部发出了反叛的讯号。他们拒绝参加为先王路易十五举办的追加葬礼，并公开宣誓要与路易十六及其子孙斗争到底。
与其他宫廷贵族不同，奥尔良公爵的官邸不在凡尔赛，却正处巴黎市中心。由于国王基本上不会屈尊踏入他的首都一步，奥尔良公爵决心自己来当巴黎的王。他把自己的宫殿罗亚尔宫改造成大众娱乐的地方。法国革命初期，罗亚尔宫成了革命的中心。
说到法国的特权阶层，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卖官制度。这是法国的土特产，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把卖官作为一种正常的、主要的官员任命渠道和重要的敛财手段。卖官制度可以追溯到1522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下令组建了卖官的专门机构，从此，官帽可以象商品那样合法买卖，国王对卖官收入征税。原来非法的卖官行为，纳入了公开化、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俗话说，三代出贵族。现在，一顶贵族预科班的帽子忽然出现在你面前，只要出钱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代人的累死累活，多么诱人啊！卖官制度受到富裕平民的热烈欢迎。官位很快就供不应求，国王赶紧增加了n多行政区域，并把原先的一项职务拆拆分分，又增加了不少官职，才使官职买卖大致供需平衡。
下任国王亨利二世，继续把卖官制度发扬光大。看到官职不够卖，他成立了中级法院（原先只有高级和初级法院），增加了不少法官。后来衙门里又是人满为患，国王又想出了个绝世的解决办法：轮流作官。一个官职由两个人做，大家轮流做半年。轮流作官的制度到了查理九世的时候，有的职位需要四个人平分，每人作官三个月。
转眼法国迎来了波旁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亨利四世，那些买了官位的老爷们，觉得自己享官福还不过瘾，想把官位传给子孙后代。国王批准了，条件是每年收取官价的1/60作为税收；于是皆大欢喜，官职世袭了，购买者终于成了贵族，而国王收了税。
国王没有料到这是个亏本的买卖：世袭官职中法官居多，从此，国王失去了任选法官的权利，司法机关成了完全独立的部门。当然，这个隐性损失被巨大的经济收益掩盖着：卖官收入成了王国一大收入。到路易十三时候的卖官收入为1.296亿锂，竟达中央财政正常收入的553%。
最后，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出现了像烈酒品尝官、假发监督官这样奇怪的官名，还冒出了15岁的法官、9岁的军官这样的神童。由于免税的贵族增多，卖官制度间接导致了老百姓的税负增加；政府机构重叠，效率低下，指挥失灵；虽然卖出官位产生了暂时的收入，但从长远看，国王必须支付这个官职世代的俸禄，实在是得不偿失。
尤其可怕的是，出现了老是和国王唱对台戏的贵族——长袍贵族。由于法院的贵族穿着长袍，被称为长袍贵族。这些长袍贵族既然是以前的祖先花钱买来，由法官的子孙通过合法纳税，世袭得来的，对国王也就不必客气。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正是长袍贵族出身。
巴黎的最高法院，正是长袍贵族的司令部。它有权对国王的法令进行登记，然后传达给全国。于是，法官们就利用这个权力，形成了与国王讨价还价的习惯，当国王的法令不合他们的胃口时，就拒绝进行登记。
在路易十五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最高法院就权欲熏心，犯下了干涉王权的罪行。那时候，路易十四刚逝世才一天。本来按照他的遗愿，为年仅5岁的国王指定了摄政王缅因公爵路易。谁知引起了另一个公爵——奥尔良公爵的不满。他一向认为自己是王位的第二继承人，如果有幸年幼的路易十五绝后，那么自己就有机会过一把国王的瘾。结果别人做了摄政王，断了自己的念想。
于是，奥尔良公爵和最高法院做了私下交易，授予他们否决皇家法令的权利。作为回报，巴黎最高法院悍然任命奥尔良公爵菲利为摄政王。为了挟天子令诸侯，奥尔良公爵赶紧把国王和政府迁到了巴黎。
从此，为了对付国王这个共同的敌人，奥尔良公爵家族和巴黎最高法院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亲密合作。那些喜欢唱对台戏的法官们，更是把自己当成了第二政权。
可是这个对台戏唱啊唱啊，形势发生了变化。长袍贵族本来是从平民阶层脱胎换骨而来，不过他们一旦换上了长袍，就不认原来的短袍亲戚了。他们的穷亲戚非常不满，带上大刀长矛硬挤了进来。于是这台国王与长袍贵族的对台戏，几百年后出现了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者，最终唱响了把所有人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剧，这是国王和长袍贵族们想都没有想到的。
这个即将挤上前台的等级，就是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以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承担了国家几乎所有的税负。
第三等级中，大致可分为资产者、农民和城市平民三类。也有的资产阶级不屑与下贱的体力劳动者和农民为伍，认为自己才是第三等级，而农民等只能算第四等级，或者连等级也不能算。但在贵族眼里，不管资产阶级自认为多高贵，他们还是和农民一样统统属于下贱的普通小民，把他们都归入广义的第三等级。
资产者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资产阶级了。他们人口约26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很多人早已富比王侯，他们不仅是宫廷和贵族的大债权人，很多破落贵族的土地也转移到了他们名下。资产阶级在巴黎修建的豪华公馆，豪华程度甚至可比王宫。波尔多的一个资产者，有30艘船和1600万锂的资产。
正象现在的企业家千方百计要弄个委员、代表当当一样，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饱暖思名誉，更加迫切地要求和他们的经济地位对等的政治地位，于是民主、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特权阶级的免税特权尤其让人憎恨。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很多属于自由职业者，也就是教科书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舆论以后将由他们主导。
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人口的80%。农民基本上是自由民，但这“自由”也仅仅是名义上的自由而已，他们注定一辈子被束搏在土地上挣扎：农民中，完全拥有独立土地的农民凤毛麟角，大部分是佃农；佃农中大部分是所谓“折半佃农”，他们要把一半的收成作为地租上缴给土地所有者；除了地租，农民需要承担的税费更是名目繁多：比如耕种税，通常是收获的四分之一；买卖税：相当于农民的增值税或营业税；过桥过路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桥啊路啊的，都是由农民通过服劳役，无偿修建的，完成以后，贵族豪迈地一划拉，路桥就归了贵族，要向农民收税了，这跟拦路剪径没什么差别。还有个可笑的尘埃税：农民必须为牲畜过路时扬起尘埃交税。
农民收获的作物不许自行打磨，也不许自行烤成面包。他必须到贵族专有的磨房里磨粉，然后在贵族的面包炉上烘面包；如果他种植葡萄做酒，他也必须到贵族的葡萄压榨机上榨葡萄。当然，这些都是要钱的。贵族老爷就这样榨光了农民最后的油水，但是就这样，爱摆架子的老爷还是觉得不过瘾，有的农民必须在晚上为贵族驱赶田鸡，以让他们的贵族老爷能安心睡眠。
对于教会，农民还必须承担十一税。圣经上说，地上所有的……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看哪，上帝都这么说了，农民也只有光荣纳税的份了。当然，农民还要承担捐款、举办婚礼时候的“圣礼”，不一而足。
前面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农民负担的全部，那么你就错了。他还有国王的税没交呢！前面所说到的税都属于地方，称地税。农民还必须承担给国王的税，那就是国税。有些三不管的边境地区，还要同时给好几个国王交税。这个国税包括：所得税；人头税；土地税；盐税和酒税：这盐是大家都要吃的，所以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虽然从未见过面，却心有灵犀，想到了同样的发财渠道盐税；法国是葡萄酒产地，所以酒税也必不可少。
就这样，农民能达到温饱水平的只有百分之十三到十八。农民辛苦整一年，他们的收获，经过七扣八扣，最后属于自己的只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这剩下的残羹冷炙是绝对没办法支撑一年的，于是到了冬季，或者是歉收的时候，如果不想饿死，行乞成了农民唯一的活路。1777年，乞丐达150万，法国成了乞丐的王国。
大批大批的乞丐涌向巴黎，这让高尚脱俗的贵族老爷和富贵典雅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极其不爽：这些臭气熏天的粗俗野人在美丽的国际城市巴黎招摇，实在有碍市容，损害巴黎形象嘛！而且也是个社会不安定因素。英勇的王家骑警曾经多次奉命出击，逮捕他们所看到的乞丐，在1767年就逮捕了5万名。他们把身强力壮的押去服苦役，其他的押到乞丐收容所。
不甘心成为乞丐的农民，开始了不断的反抗。在大革命前，法国境内强盗四伏，他们多半是落草为寇的农民。零星的农民暴动和抗租抗税事件也不断发生，“对城堡作战”成为农民的口号，因为大贵族往往居住在城堡里。如在利穆赞，起义者在侯爵的城堡门前树起了绞架，上面写着：“此绞架将吊起一切向领主缴租者，同时还有领主本人，如果他要求人们缴租的话。”
大批大批的破产农民不敢造反，只好跑到城市里打工谋生，或者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而巴黎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巴黎是个庞然大物，法国的其它城市在它面前都微不足道。1788年到1789年，巴黎进行人口普查，得出人口数字为52.4万人。但财政大臣内克估计在64万和65万之间，当时在欧洲是仅次于伦敦的大城市。
在大革命爆发前，全国的各个工场里，工人达到30万，而农民还在纷纷涌来，劳动力成了卖方市场，1789年，城市市民失业多至半数。劳动力大军整天把招聘会拥挤得人山人海，黑心的资本家乘火打劫。一般工人的工作日长达16－18个小时。数不清的男女劳工，还有童工们在潮湿又阴暗的厂房内，毫无劳动保障地工作，整天累得筋疲力尽，而资本家因为没有工会组织的制约，任意克扣工人工资。
在巴黎，大革命前普通工人的日工资多的也只有几十个苏，大约一半或者大部分用来买面包。这些蚂蚁一样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越来越多，构成了城市平民的主流，他们后来被称做“无套裤汉”，也就是早期的“无产阶级”了。
当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些整天凑合着温饱的小人物，他们心中日益积聚的怒火，正在慢慢转变成可怕的能量，这股怒火一旦爆发，立刻就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吞没整个巴黎，近在咫尺的小城凡尔赛，自然也难逃灭顶之灾，于是也就决定了王朝的命运。
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小民们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