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究竟是什么呢?它既是文化的单位，我们先得问：文化是^h什么?
对这问题有两种入手方法：一种是要推求文化现象和其他现象的区别，它不能等于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的现象，如果相等了也就不必另立一个层次了。
文化现象虽则是以上述许多现象作基础，但是却不能完全化成上述许多现象。
它另有一工。要说明文化就得从这另有的一工上下手。这一派学者可说是
“理论派”用以分别另外一派不去追求
“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特性，而直接从常识出发去研究这一类现象；我们不妨称后者为
“常识派”。马教授在这方面继续英国的传统，很能满意于常识的出发点，甚至把前一派的理论称作玄学色彩，把和其他现象区别出来的文化现象，称作
“神秘的实体”(《文化论》，第三章)。他和ebtylor一般用列举方法来说明文化是什么。
他说：“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马教授和tylor以及其他前期英国人类学家不同的，是他采取了被称为功能主义的观点，他把这许多上面罗列的种种
“特质”用一根功能的绳子联系起来，成为他所谓
“社会制度”。他在旧作《文化论》里已说明了文化包括物质、社会、精神的三方面。
“方面”是指一个单位同时具有三个
“组成部分”(《文化论》第二章和第七章)。再说得明白一些，文化单位是由一定的器具、团体和信仰组合成的。
因之他给
“社会制度”的定义时说：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
“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地团集着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及技术。
任何社会制度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文化论》商务，上海版，第14页)。
从这段看来，似乎他把活动看成了社会制度的实质了，但是这在他不过是行文上便利而已。
在其他地方，他又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把社会制度的重心放在另一方面。
例如他在hihogbin的laandorderinpolynesia一书的序文里就这样说：社会制度的定义可以说是：一群在共同事业上联合在一起的人，他们系住在一定的环境中，共同使用一套工具，和服从一套规则。
接着更说：在研究法律和秩序时，我们可以集中焦点在这一方面，一个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规则的体系，它规定在婚姻、在亲子、在亲属、氏族、经济合作等相关分子间的相互行为。
在马教授，
“社会制度”本是个包括三个方面(每方面又可以分折成若干要素)的整体任何方面入手都可以，它并不是一个超于物质和社会层次的现象，不过是这许多现象的一个组合罢了。</p>